大火撲滅後,隊長把一隻寬厚的大手搭在大衛的肩膀上,說:“你做得很好。” 這是大衛一直想要、卻從來不曾得到的嘉獎。在那一刻,大衛決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再次獲得這種價值感。

如标題所示,本文中含有性侵内容,特此提醒。

我們一起坐在大衛媽媽家的餐桌旁,在這裡,大衛向我講述了他第一次縱火的經曆。時間已經過去将近三十年,但是大衛依然記憶猶新。

“我劃了幾根火柴扔在地上。” 他說,“我帶了一盒 Redhead 牌火柴,劃了半盒,扔了一地。一直等到火燒起來了,我才開車離開。”

大衛徑直開車前往消防局,他是那裡的消防志願者。接下來,他花了十分鐘的時間拉起卷簾門,啟動消防車引擎。等到鎮上的火警響起時,他已經做好了救火的準備。幾分鐘後,其餘的消防員才紛紛趕來,他們連忙爬上消防車,沿着大衛剛剛回來的路,向國家公園駛去。

“在我離開現場時,着火面積還沒有這張餐桌大。” 他一邊指着餐桌比劃一邊說,“但是幾小時之後,就有好幾英尺寬了。”

那天剩下的時間裡,他們一直在奮力撲火。大火撲滅後,隊長把一隻寬厚的大手搭在大衛的肩膀上,說:“你做得很好。” 這是大衛一直想要、卻從來不曾得到的嘉獎。在那一刻,大衛決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再次獲得這種價值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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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久以來,我一直很好奇:到底是什麼人會在森林縱火。這個問題在2009年2月變得越加緊迫,因為在那時,發生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 “黑色星期六” 森林大火幾乎将我的家鄉摧毀殆盡,并且吞噬了173條生命。不久之後,39歲的布蘭登·索卡盧克(Brendan Sokaluk)因為被懷疑縱火而被捕。索卡盧克最終因為十項縱火罪被判處了17年監禁 —— 在他的十起縱火行為中,每一起都直接導緻了一人死亡。

從這起大火中死裡逃生的幸存者中也有我認識的人。我朋友的父母親曆了這場火災。大火吞噬他們的房子的時候,他們躲進了一片小池塘。當時他們站在池塘裡,水沒到脖子上,看着自家的液化氣箱在高溫中爆炸,把他們的房頂炸出了幾個窟窿。

在那之後,我的朋友一家就離開這維多利亞州搬到了珀斯。和許多幸存者一樣,對他們來說,維多利亞州有太多傷心的回憶。

自此以後,“縱火狂” 和 “縱火癖” 一類的詞總是能吸引我的目光。為什麼會有人在某個起風的午後故意縱火,然後開車逃離現場,任憑自己制造的火災奪走無辜民衆的性命?我不明白這其中的動機何在。于是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搜尋相關的新聞故事,看看能否從中一窺縱火背後的犯罪心理,但是我的努力并沒有多少收獲。

大部分的新聞報道隻會給出一個火災地址和一段對火情的描述,哪怕有嫌疑人被帶走問話,報道通常也會隐去嫌犯姓名。最重要的是,縱火犯從來不會接受媒體采訪。就算接受了采訪,也無非是否認自己縱火的罪行。因此,“究竟是什麼人在森林縱火” 這個問題依然得不到解答。

随後我開始轉變方向,尋找願意接受采訪的縱火犯。2015年初,我開始在各種法庭文件中搜尋相關人員的名字。列出一個詳盡名單後,我利用社交媒體去追蹤這些人員,向他們提出采訪請求。發了将近一年的采訪邀請,得到的隻有拒絕和不回複。然後有一天,我收到了一個人的回信,我們暫且稱他為 “大衛”。大衛告訴我在他十幾歲的時候,也就是80年代末,他曾經因為森林縱火而被捕。如果我想深入了解,不妨去他家采訪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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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亞有着世界上最易燃的土地。當然,美國加州灌木叢生的大峽谷也很容易着火,但是它的易燃程度和澳大利亞不是一個級别。澳大利亞的森林是以桉樹林為主,千百年來,桉樹一直都是依靠山火來協助樹種萌芽,而且桉樹葉中含有非常易燃的油脂,它們就是為了鼓勵山火而存在。當然,現代社會花了很多精力避免山火,但是澳大利亞的生态系統并沒有改變。這裡的夏天依然炎熱幹燥,植物依然高度易燃,對于任何想要不費吹灰之力造成巨大的破壞的人來說,這就是一個縱火的天堂。

根據數據顯示,澳大利亞的很多人都有這種破壞傾向。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,在所有的森林大火中,有13%都被劃定為 “故意縱火”。但是因為縱火犯很少能夠歸案,所以在這些火災之中,有37%的火災原因依然 “存疑”。這也就是說,從數據上講,人為縱火可能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火災原因。該研究指出:“在所有火災原因有記錄的植被火災中,50%可能都是人為縱火。”

這些研究數據是從五年多時間裡的約28萬起火災事故中總結出來的。因此,就算我們假設人為縱火不到所有火災事故的一半,這個數字也已經很驚人了。一想到這個國家潛伏着這麼多縱火犯,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

黑色星期六事件發生後,随着相關研究的增加,對森林縱火的犯罪心理側寫也越來越明确。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還是不夠精準。我們現在知道,縱火犯通常都是平均年齡26歲的男性,這其中有不少人都在消防機構從事志願者工作,而且他們和親朋好友缺乏溝通,并且患有抑郁症或者相關精神疾病。

然後我發現,這些特點大衛基本上都符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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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會公開大衛的住址,畢竟這是他接受我采訪的條件。我隻能說他住在一座維多利亞風格的闆房裡,門前種了一片薰衣草。我在這片薰衣草旁邊停下車,隻見大衛站在門廊,熱情地沖我揮手。他身高一米六一米七的樣子,一頭沙色頭發,臉上的笑容讓我聯想到聖誕賀卡上的孩子。他已經快奔五了,但看上去依然年輕 —— 還沒到詭異的程度,但會讓我懷疑他早餐是不是沒吃飽。他一路小跑到我的車門旁,向我伸出一隻手。看着他穿着矯形鞋踩過草坪,我不禁心想:他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樣。

大衛說他現在還和媽媽住在一起,但是為了給我們的采訪騰出空間,媽媽今天特意出門去了。他承認和自己的媽媽住在一起并不光彩,但是他表示他們母子都需要有人陪伴。我跟着他進了屋,看見屋裡擺滿了他的家人照片和各種陶瓷飾品。環顧四周,我感覺大衛的生活和他小時候應該沒有太大變化。

我們在餐桌旁坐下,大衛開始說話。他說他的童年非常快樂,從小在東南海岸長大,他的姐姐和父母都對他關愛有加。他稱自己曾經是一個樂觀外向的孩子,但是12歲那年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他的人生。

“那年我的人生出了變故。” 他看着天花闆,小心說道,“那年我被我最好的朋友強奸了。”

不待我追問,大衛就和我講起了當年他是如何和兩個年長的男生一起去海灘,然後一個男生把他按住,另一個男生強奸了他。

自此以後,大衛就變了一個人。這件事情他沒有告訴任何人,他隻是成天把自己關在卧室裡,計劃着如何複仇,或者沉溺于電視節目。他說他的媽媽察覺出了異樣,并且想要和他好好談一談,但是被他一把推開。最後,他爸爸替他報名當了消防志願者,他才稍微從陰影中走出來。遭遇性侵讓他覺得自己一文不值,但是和消防隊一起工作,讓他覺得生活有了目标。

“突然間,我覺得自己成了集體的一份子。” 他說,“我會幫忙籌集善款,上街,提消防桶,我感覺這給了我一種歸屬感。”

和其他男生一樣,在這項工作中,大衛最喜歡的部分就是撲火。但是鎮上的火情不多,而且每次都相隔很久。然後有一天,大衛萌生了一個念頭。當時局裡正在準備一個燃燒計劃,他們的隊長在地圖上圈出幾片區域,指出這些地區都需要提前點火,以減少可燃物負荷。大衛心想,要是提前把它點着會怎樣?在他看來,這些區域本來就是要點火燒掉的,提前燒了也不會造成什麼損害。這樣的話,他和消防隊就能花一個下午的時間開開心心地滅火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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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心想,要是由我來點火的話,我就能第一個趕到消防局,第一個打開所有的鎖,等其他消防員趕到時,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了。而且每一次救火我都知道要往哪裡走。這将成為我的小秘密,而且讓我覺得自己很厲害。”

大衛不希望因為盲目點火而引發大規模火災,于是他經常在下午去城鎮周邊的小樹林裡測試點火技術。他會拎一袋蠟燭、火柴和可燃液體,測試什麼樣的點火方式能引發什麼樣的大火。最終,他決定蠟燭是最佳選擇,因為蠟燭燒得慢,這能給他足夠的時間逃離現場。

大衛說他一開始的縱火欲和攻擊行為無關,他隻是想要和團隊一起滅火,并且獲得隊長的贊賞。從這個角度講,他的第一次縱火(見文章開頭)非常成功。于是幾周後,他又進行了第二次縱火,不久之後,又是第三次。

大衛每次的行程都是一樣的。他會先和媽媽借好車,開到附近國家公園的一處空地,往地上扔一些點燃的蠟燭。确保林下植被已經點着後,他便逃往消防局。

在1987年的夏天,大衛的這項特殊愛好從每月一次逐漸升級為每周一次。很快,每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,他就去縱火。這時他已經不再是尋求一種歸屬感,而是一種控制感。不久,他的縱火動機就變成了單純地想要把森林化為灰燼。大衛逐漸縱火上瘾。

“冬季是最難熬的。” 他說,“在冬天我很想放火,但是火燒不起來,所以冬天無法縱火的苦悶,會在春季和夏季迎來爆發。我要在夏天燒個痛快,因為我知道一到冬季我就沒辦法縱火了。”

在大衛縱火成瘾的第一個夏天,他的行為并沒有造成任何傷亡,但是随着1988年臨近尾聲,天氣再次回暖,小鎮的火情也再度頻繁起來。我問大衛他在第二年夏天,也就是他被捕的那個夏天,縱了多少次火,他思考片刻,然後說:“我不知道,二十次?三十次?最多可能有五十次吧。”

大衛是在他十八歲生日幾天前被捕的。在此之前,消防局的領導層已經開始懷疑鎮上有縱火犯,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。後來有人認出從火災現場離開的正是大衛的媽媽的車,并立即通知了消防局的隊長,隊長告訴報案人保持沉默,不要打草驚蛇。然後他親自去了大衛家,并把這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帶到了警察局。

對大衛來說,當隊長出現在他家門口,并且告訴他他已經被人發現了時,一切就已經結束了。這給他帶來不小的打擊,但是最大的打擊,莫過于被告知他已經被消防局開除。随後,隊長開車把他送進了警察局。

面對警方的詢問,十七歲的大衛先是拒不承認自己和鎮上頻發的火災有關系,但是在被一名警官用電話簿拍了腦袋之後,大衛就全招了。之後,心理學家對大衛進行了一系列的評估,并認定他不适合入獄,最終,地方法官判處他做250小時的社區服務,并接受一年的強制心理咨詢。

如果大衛是在2019年因為縱火被捕,他肯定是要吃牢飯的。但是在1988年,“縱火犯” 這個詞并不像今天這樣受關注,對縱火犯進行強制拘留的呼籲也尚未出現。于是法庭決定采取改造措施。因為大衛每周都必須接受心理咨詢,這讓他有機會談論自己的性侵遭遇。

“我很慶幸自己被抓。” 他說,“當時我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,要是沒有被抓,我真不敢想象後來會發生什麼。”

就他所知,他的縱火行為從未造成任何财産損失,也沒有造成人員傷亡,但是他承認這兩種後果都可能發生。他說他很抱歉,但是當我問他是否後悔時,他搖了搖頭,“說出來你可能會覺得驚訝。” 他說,“但是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并不後悔,因為這讓我得到了心理咨詢。”

大衛說他之所以願意接受我的采訪,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公衆能夠更好地理解縱火。他希望告訴人們,通常縱火者都沒有惡意,他們隻是遭受了心理創傷,需要尋求幫助,這些人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,就好像大衛遭受的性侵一樣。

采訪臨近結束,我問他社會應該如何應對縱火及其背後的問題,不出意料,他說關鍵在于處理好精神健康問題。

“我們應該在普通人成為縱火犯之前防患于未然。” 他說,“經曆過創傷的人會覺得自己無法與任何人交流,但是如果他們的朋友和家人能多和他們溝通,就能盡早診斷出心理疾病。我花了七年時間才獲得治療,但是如果能夠盡早發現,這個時間可以縮短至幾個月,甚至幾周的時間。”

傍晚将至,我們在大衛家的前院握手道别。開車回家的路上,我感到心情平靜。關于縱火犯為何縱火,我有了自己的答案,或者該說,這個答案早就在意料之中。但是我沒有料到的是,大衛的故事給這個國家頻繁的災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。

“我覺得創傷在這個社會非常普遍。” 在我離開之前,他對我說,“也許這才是火災頻發的原因。”

Illustrator: 邁克爾·多克裡(Michael Dockery)

Translated by: 英語老師陳建國

編輯: 胡琛浩(Arvin Hu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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